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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王国的宏大图景中，我们习惯于以一种超然的视角审视万物：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最复杂的灵长类动物，从温顺的食草者到凶猛的掠食者。然而，有一个物种始终游离于我们的常规审视之外——这无疑是最复杂、最具掠食性，同时也最具入侵性的生物：智人。尽管我们常常将动物的行为作为映照自身的镜子，或是为了惊叹于远亲物种的奇特能力，但我们鲜少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类自身的行为置于更广阔的动物行为参照系中进行客观比对。
剑桥大学助理教授、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马克·戴布尔正是怀着这样的好奇心，展开了一项引人深思的研究。在2025年12月10日发表于《皇家学会学报B辑》的论文中，他通过广泛分析70种哺乳动物的基因数据，深入探讨了一个既私密又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话题：人类的一夫一妻制程度究竟处于何种水平？
“我的研究起点是试图理解人类合作行为的演化西安高新配资，”戴布尔解释道，“多数高度协作的动物物种（如社会性蜜蜂、蚂蚁及狐獴等高度社会化的哺乳动物）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此我想探究，作为拥有高度复杂社会结构的人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夫一妻制物种。”
通过基因数据的对比分析，戴布尔得出的结论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类的忠贞程度略高于高度社会化的细尾狐獴，但与自然界的模范伴侣海狸相比，却稍逊一筹。
答案远比表面复杂。戴布尔指出：“在具有代表性的前工业社会样本中，约85%允许一夫多妻制婚姻，这促使部分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实属进化新现象，是近期文化快速变革的产物。”然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一夫一妻制才是人类典型婚姻模式，并强调即便在允许多妻的社会中，多数婚姻关系仍保持单偶制。
为了拨开迷雾，戴布尔决定转向更客观的数据分析。他系统梳理了哺乳动物亲缘关系的科学文献，旨在确定在同窝幼崽中，有多少比例共享父母双方。科学家此前已开展过此类研究，但案例极为罕见。“多数情况下西安高新配资，这些数据是为其他目的收集的（例如研究近亲繁殖程度），同胞数据只是附带产物，”戴布尔解释道。
从最初的70个物种清单出发，戴布尔成功确定了其中35个物种的“全同胞”比例。排名首位的是加州鼠，其同窝幼崽100%共享父母基因，其次是非洲野犬（85%）和达马拉兰鼹鼠（79.5%），须狨猴（77.6%）和埃塞俄比亚狼（76.5%）紧随其后。戴布尔将11种物种归类为一夫一妻制，最低为赤狐（45.2%）。另一端则有绵羊（0.6%）、苏拉威西猕猴（0.8%）、棕熊（2.6%）、虎鲸（3.3%）和黑猩猩（4.1%）等19种物种实行多配偶制。
那么人类呢？戴布尔整合了103个人群从青铜时代至今的人类学与考古DNA数据，再次测算一夫一妻制程度。总体结果显示66%的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数据范围从英格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26%到勃艮第中世纪村庄的100%不等。这些数字甚至高于最忠贞的多配偶物种——黑犀牛（22.2%）。
这项研究不仅仅是对人类情感关系的生物学定性，更揭示了社会合作与繁殖策略之间的深刻联系。在动物界，一夫一妻制往往是维持高度协作社会结构的基石。以狐獴为例，这种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小型哺乳动物以其紧密的家族纽带和分工明确的社会合作而闻名。它们共同抚育后代、协同放哨以抵御天敌。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看似完美的合作体系中，基因数据也揭示了它们在配偶忠诚度上的微妙“裂痕”。相比之下，人类虽然在情感和制度上推崇专一，但在基因层面上展现出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结构的多元与弹性。
双重结论：人类确实实行一夫一妻制——重组家庭则属于“连续一夫一妻制”——但这与忠诚度无关。人类的一夫一妻制程度略高于狐獴（59.9%）和白手长臂猿（63.5%），但低于海狸（72.9%）。在众多哺乳动物中，人类仅是一夫一妻制的代表之一。
戴布尔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并非绝对的生物学铁律，而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合作需求而形成的动态平衡。我们比狐獴更倾向于建立稳定的核心家庭，这为人类社会的代际传承和大规模协作提供了基础；但我们也未能达到海狸那般绝对的排他性，这种“不完美”或许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复杂性的源泉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忠贞度上的这种“中间状态”，恰恰是人性的真实写照——既有对稳定亲密关系的渴望，又时刻面临着本能与社会规则的博弈。这不仅是生物学的发现西安高新配资，更是对人类情感与社会伦理的一次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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